新時代媒介傳染病流行的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及自然和社會因素對其控制的不可持續性，直接或間接驅動了媒介生物傳染病的暴發流行。
PART
01
“三環節”
傳染源
傳播途徑
易感人群
傳染病“三環節”
傳染源因素
主要為媒介生物傳染病的病原體變異及進化、多種血清型的存在、隱性感染、輕度癥狀及無癥狀等。如登革熱有4個血清型，不同血清型引起登革熱的嚴重程度不同，有些地區還存在多種血清型共同流行的現象。登革熱、乙腦等媒介生物傳染病存在隱性感染，給防控工作帶來極大難度。
傳播途徑防控因素
主要表現為宿主或媒介生物種類的高度多樣性和持續的生態演化特征等。美國現有證據顯示高達數十種鳥類和蚊蟲可攜帶并傳播西尼羅病毒。
人群易感性方面的不可持續性因素表現為媒介生物傳染病疫苗可及性及安全性問題。
PART
02
“兩因素”
自然因素
社會因素
傳染病防控“兩因素”之一的自然因素主要為氣候變化、生態和環境改變、自然災害和土地利用改變等。
氣候變化是全球重大的環境問題，可影響蚊媒傳染病的發生及傳播，引起我國登革熱及媒介伊蚊分布區向西、北擴展，可能會引起未來風險人口的大幅增加。尖音庫蚊組蚊蟲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建立穩定種群可能與氣候變暖有關，增加了以西尼羅熱為代表的媒介生物傳染病風險。氣候變化對鼠疫和HFRS流行也可產生影響。值得重視的是，氣候變化和環境改變的雙重作用引起媒介生物傳染病的流行范圍發生跳躍式改變，在遠離原分布區的地方出現。氣候變化對鼠傳疾病也可產生顯著影響。
造成防控不可持續性的社會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化、城市化、人群行為改變、部分地區專業媒介控制隊伍缺乏以及殺蟲劑抗性增加等。
全球化造成的人口流動可引起瘧疾、錐蟲病、利什曼病、登革熱、黃熱病和鼠疫等擴散風險增加。瘧疾是旅行中致死率最高的傳染病，其次是登革熱。利什曼病在20世紀最后20年中快速傳播的重要影響因素是激增的國際旅游。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激增城市人口中近40%來自農村流動人口，往往伴隨較差的醫療衛生環境、較高的人口居住密度，極易造成媒介生物傳染病暴發和疫情進一步擴散。邊境貿易的增加也可促進新的媒介生物傳染病，如云南省輸入性登革熱等。此外，全球性的人群聚集，如奧運會、世界博覽會和世界杯等，對旅行的人數、目的地存在巨大影響，增加了主辦國媒介生物傳染病風險。
“一帶一路”與媒介生物防控新需求
“一帶一路”橫貫亞歐非大陸，目前加入的國家和地區超過了120個，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地理范圍廣、生態類型及地貌多樣性高，跨越了世界動物地理區域的古北界、東洋界、埃塞俄比亞界和新熱帶界，蚊、蜱和鼠等病媒生物種類多。當前，經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媒介生物傳染病主要包括鼠傳疾病中的鼠疫和HFRS，蚊傳疾病中的西尼羅熱，以及蜱傳疾病中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萊姆病以及立克次體群等。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傳播的主要媒介生物傳染病包括蚊傳疾病如登革熱、基孔肯雅熱、寨卡病毒病、乙腦、西尼羅熱、瘧疾和血吸蟲病等。當前上述疾病的流行主要是從或經“一帶一路”國家傳入為主，為新時期媒介生物傳染病防控構成了挑戰。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輸入會呈現出一些嶄新的特點，如輸入地點會從周邊擴大到內陸，點多面廣，輸入的時間間隔會越來越短，輸入越來越頻繁，防控的難度和成本也會逐年增加，造成的損失和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國家享用互聯互通成果的同時，要重視沿線地區媒介生物傳染病風險的變化。
“健康中國戰略”中媒介生物防控新要求
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綱要》），第七章“強化覆蓋全民的公共衛生服務”中第一節“防治重大疾病”，提出加強重大傳染病防控，我國法定傳染病中鼠疫、登革熱、HFRS、瘧疾、黑熱病、包蟲病等重要媒介生物傳染病防控都涉及媒介生物的控制。《綱要》第十三章“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第一節“加強城鄉環境衛生綜合整治”，要求實施以環境治理為主的病媒生物預防控制策略；第二節“建設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提出了“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建設作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抓手”，并要求：“到2030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示范市和示范村鎮”，提出了病媒生物控制水平是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的重要指標。2018年4月9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版）》中，含4項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國家標準，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定義為“主要病媒生物鼠、蚊、蠅、蜚蠊密度控制水平達到B級及以上的街道比例。
新時代媒介生物防控策略
PART
01
“媒介生物可持續控制”
2004年，為適應我國衛生城市、健康城市建設，及媒介生物傳染病防“雙重風險和負擔”需求，劉起勇研究員提出媒介生物可持續控制（SVM或sustainablevectorcontrol，SVC）的創新理念和策略。該策略的內涵是“基于健康、經濟及生態環境綜合效益，開展及時、有效的病媒生物監測，對病媒生物及相關疾病做出切實地風險評估和控制規劃，綜合、有序地選擇生態友好的控制技術和措施，始終實施監測指導下的病媒生物綜合控制和管理，開展多部門合作及全民參與的協調行動，將病媒生物長期控制在不足為害的水平”。該策略有效地指導了近年我國登革熱的暴發控制，據此提出了布雷圖指數≥5、≥10、≥20的情景不同的媒介伊蚊應對策略和網格化管理模式。隨著時間推移，該理念不斷促進了媒介生物控制學科的發展，得到了同行和WHO等國際組織的廣泛認可。
